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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易博AP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7-10 09:01:0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月30日,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媒体采访时称,北京整体防控策略是精准防控,可以把有关病例追踪得非常到位,这一防控路线,堪称国内防疫的模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时,核酸检测还不是一个全民皆知的词汇,就连疫区中心的武汉,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。短短几个月后,“核酸了么您呐?”“阴着呐!”成为北京的民间段子,一个集中监测点的日采样量,可以直逼一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发地疫情暴发后,孩子被送回父母家“寄养”,办公室成了他工作与生活的全部区域。靠着墙堆着折叠的行军床,书桌旁的塑料脸盆里放着牙刷、漱口杯、毛巾、洗发水,隔着一个文件柜,住着同样在单位日夜加班的同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轮疫情时,“照妖镜”远没有这么多。最大一次规模的核酸筛查,数量是1700人次,放在现在看,是微不足道的数字,但在当时调动了半个北京城的疾控力量。吃力之处,主要在实验室的检测能力——当时,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只有6台PCR(聚合酶链式反应)仪,日常主要承担流感、诺如、鼠疫病毒等的检测工作,行有余力;新冠一来,中心实验室病毒检测单日最高量达600多份,在聚集性疫情面前,这个通量也捉襟见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完整的流调拴着两头,一头是溯源,找出谁传染的他、这个传染源有没有控制,一头是追踪,他接触了谁、可能传染给谁。哪一头没有找到,都意味着疾病有继续传播的风险。”流调组组长叶研说,“这些人是主动就医感染的?还是流调溯源被查出来的,是突然出现的,还是在隔离点内发病的。流调一出,我们对疫情发展的趋势也能有所分析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结果,就像一支军旗,指向了敌人的巢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月20日,新街口足球场,市民接受核酸采样。摄影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众多位点,唯有新发地批发市场检出了阳性,包括案板、刀把、厕所等多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6月11日到7月4日,北京累计报告334例确诊病例,47%是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,其中绝大多数在隔离期间发病,这证明最初的感染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控制。”窦相峰说,“新发地的人流量太大,从业者多为外来人员,遇到危机,人的本能是回家。如果没有第一时间确定和封锁新发地,很难想象疫情会以怎样的速度和范围扩散,会不会重演武汉的事态。还好,北京前期的溯源与处置,基本是无懈可击的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年4月,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空地一隅搭建起了白色的方舱实验室,以往要送往疾控的鼻咽拭子标本,可以在医院接受初检;北京同仁医院急诊楼的一片病房被改造为实验室,原本,医院检验科只有数人持有PCR检测资质,“新冠”以后,二十多人接受了培训。